作者：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 徐秀丽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成了我们一段时期内的重要任务，医护专家、科研工作者、媒体记者、后勤保障人员等日夜奋战一线，我们则大多居于后方。随着年后生产的逐步恢复，越来越多行业与专业会介入防控、复工。那么，国际发展专业又能贡献什么呢？

最早的国际发展从业者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医生，他们基于现代医学，通过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疾病问题的有效处理，从而在大众中获得可信度。但随即发展工作走出医学领域，尤其在二战后，他们一方面通过建造医院与学校、修建道路与农场等微观层面的项目活动，另一方面通过设立多边、双边和民间的发展机构、制定国际标准与规则等宏观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与发展中国家一道识别发展中的问题，解决生计中的挑战，并对全球未来发展的共同愿景进行目标设定、资源动员和数据监测等。比如大家当前所熟知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就是2015年全球193个国家在联合国纽约总部通过的指导世界各国在未来15年内共同努力达成的全球发展目标，一共包含17个大目标和169个子目标，其中前三大目标分别为：消除贫困、消除饥饿、确保良好的健康与福祉。可以说，老百姓日常所关心的吃穿住行、教育医疗和工作等，无一不在其目标之列。

面对此次来势汹汹的突发疫情，国际发展专业能做什么具体贡献？如下四个方面可做参考。

首先，从价值倡导上讲，重申联合国等发展机构设立之初心，推进全球和社会的团结。病毒具有传染性，疫情不仅带来了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也带来了基于地域与种族上的歧视，“武汉”“湖北”“中国”，在国内外不同的情境下变成了具有识别性的区隔单元，损害了社会和全球团结，这非常不利于疾病防控的有效推进，也与二战后遵循和平与发展基础之上所构建起来的国际发展价值体系严重相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2020年首场新闻发布会上针对新冠肺炎呼吁，“国际社会应有一种更加强烈的团结感”。联合国体系内统筹全球卫生事务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谭德赛于1月30日宣布新冠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时也特别强调，没有必要采取限制国际旅行和贸易的措施，世卫组织也不鼓励这样的措施。“我们要战胜这场疫情的唯一方法就是所有国家本着团结与合作的精神共同努力。”国际多边体系在此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各国家发展行为主体也应遵此原则推进团结行动，而不是相反。

其次，推动构建更加合理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当今的全球卫生治理体系自19世纪开始萌芽以来，历经数次变革，迄今已形成了包括国际多边、双边、国家、民间机构及私有部门等多个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全球架构，并搭建了国际卫生条例、全球性传染病行动框架等一系列规则。PHEIC作为国际卫生条例中的一种预警机制，也有其急需改善的地方。一方面，此次疫情针对国内公众早期防控的及时性和反应力有待提高，但另一方面，相对国际上大多数国家而言，WHO也认为“在很多方面，中国已经为疫情爆发和应对建立了一个新标准”，这其中就包括：第一，中国与WHO及全球各国的疫情通报及时；第二，中国科学家在较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并与国际科学界分享；第三，及时通知海外可能感染者回国，并通报其所在国；第四，主动通知来中国学习的世界各国留学生。上述努力在国际层面获得肯定，但即便如此，现行的《国际卫生条例（2005）》规定只能选择定为PHEIC或不定为PHEIC，没有中间地带。谭德赛也指出，应该考虑修改规则，采用红灯、黄灯、绿灯的形式，设置中间地带更能反应当前的状况。但是，国际规则的调整和修改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且需要相应的人才储备和知识支持，而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如何更好地发挥其在全球卫生治理中的规制作用，加强本土经验的国际分享，从而推进更为合理有效的公共产品提供机制也是今后长期的工作。

第三，推动有效的国际卫生合作行动，共同支持中国和其他可能受影响国家层面的防疫工作，防止更大范围的流行。自本次疫情爆发以来，尤其是从PHEIC宣布之后，不同类型的国际发展机构展开了不同领域的协作，他们包括WHO、联合国儿童基金会、FAO、世界银行等全球多边机构、日本、韩国、泰国等国家政府及盖茨基金会等民间机构，以及腾讯、波音、星巴克等私有部门。他们基于各自的专长，提供包括疫苗研发、卫生体系建设、人才培育以及物资等不同类型的卫生公共产品。比如WHO更为关注全球协调、信息发布、政策倡导以及脆弱国家防疫体系建设等层面。除了从全球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控制和治疗提供帮助外，第一时间协调针对脆弱国家支持其防疫体系建设和人员培训等活动。而比尔及梅琳达ž盖茨基金会则更多侧重疫苗研发和低收入国家卫生防疫体系强化。目前他们已宣布承诺投入最高1亿美元赠款，协助WHO、中国相关机构，以及其他国际和国家层面的相关机构。其中，6000万美元用于加快疫苗研发、治疗和诊断工具的识别、开发和测试；最高2000万美元帮助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和南亚地区（每天生活费不足1.9美元的人口占全球85%）的公共卫生部门提升应急运作能力、加强疾病监测，并提高安全隔离和治疗确诊病例的能力。

需要注意的是，当前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直接对外投资国以及关键性的对外援助国，其人员和物资在全球层面的流动水平已难以与2003年SARS爆发时相提并论，鉴于全球经济关联度的日益加深，如何加强全球卫生援助和经济合作之间的关联度是值得研究的议题，即如何防止由于疫情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放缓，增强中国、低收入国家和全球经济发展后劲，预防出现次生危机，这将突破传统的卫生援助概念，将卫生议题与经贸议题相联结。

第四，展开更多的公共卫生、全球卫生的知识整理与经验分享。公共卫生是个跨学科的领域，不仅涉及医学等科学问题，还涉及政治经济等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已形成一个相对成熟的学科体系，在公共卫生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国际卫生和全球卫生也成为国际发展领域的重要分支。本次新冠肺炎防疫的前沿一线为我们提出了许多思考的议题，需要拓宽思路、开发更多的方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强调，这次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

比如，我们如何加强国家应急体系建设和城市管理？如何提升专家在公共卫生风险预警中的作用？如何对公益组织在疫情防护中的工作开展评估？如何提升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合作效力？如何评估疫情对于脆弱性国家和人群的生计影响？如何支持中小型企业及其员工的灾后生产？事实上，国际上已经积累了丰富了相关经验，比如粮农组织、世卫组织和世动组织在“同一个健康（One health）”方针下长期致力于提高人类对人畜共患疾病的认识，并总结出了抗击疾病的最佳实践。为此，我们要特别加强对国际前沿知识、先进经验的学习和总结，在相互交流借鉴中取长补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