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讲席教授　李小云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传播蔓延，中国成为抗击疫情的重要力量。当地时间周一（3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已收到中俄援助物资，称赞中国物资非常好。同时，中国的抗疫物资和设备还抵达日本、韩国、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国、法国等几十个国家；中国还向意大利等国家派遣医疗队，捐赠防疫和医疗设备，分享防疫经验等。尤其是在全球化受挫和国际发展援助在遭受西方民族主义影响的大背景下，在疫情全球肆虐的关键时刻，中国广泛开展对外援助，大规模援助发达的欧洲与美国，不仅广受赞誉，而且被认为是国际援助提供主体和经验多元化加速的重要标志。

　　西方对于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虽有议论，但总体是乐观其成，而对于援助西方则感受复杂。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出手援助是为了“补偿隐瞒疫情真相所造成的损失”，属于西方固有的傲慢的“责任论”；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援助是“利用疫情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属于西方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逻辑的“机会论”；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出手援助西方标志着西方主导的国际合作以及主导全球化的力量发生转型。中国的援疫物资和抗疫经验传向西方对于重塑全球化的权力关系的意义无疑是深远的，这其实也是西方舆论哗然的背后最为重要的因素。

　　事实上，中国援助发展中国家已有长达70年的历史，对于国家发展合作的贡献不言而喻。而人们则往往习惯忘却历史。西方的精英们估计也忘却了近代国际援助起源的历史过程。中国不是傍观者，也不完全是受益者，中国也是国际援助的创建者。1919年，孙中山先生致函美国商务部长，同时附上他写的中国国际发展纲要。孙中山先生认为，中国的发展需要外资，但是如果获得不了外资，至少可以向中国派出专家和发明者推进中国的工业化。孙中山先生不仅是在中国系统提出引进外资、专家和技术发展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人，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国际援助概念的创始者。1943年，美国和英国为布莱顿森林会议准备了文件，这是为即将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做准备。在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努力下，为欠发达国家提高发展援助的条款最终写入了世界银行的文件中。由此，中国对于国际发展援助的历史性贡献，不容质疑和抹杀。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的结束，地缘和意识形态冲突逐步消退，全球化世界主义的实践大大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步入了快车道。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就是最为显著的一例。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开始改写全球化的权力结构。到了新世纪以后，这一趋势日益明显。这种全球化力量的相对变化，开始削弱西方的话语权，引发了西方社会的广泛焦虑。中国首当其冲成为了西方焦虑的对象。无论中国如何解释和的理念，都很难克服西方权力惯性的认知。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这一焦虑逐渐演化为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这在美国尤为突出。中国的一系列积极进取的外交政策被习惯于西方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政治传统的人解读“取代西方的战略”，并继而将中国视为“新的威胁”。

　　在此语境下，国际援助开始出现自冷战以来最大的价值分野。西方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思潮开始质疑由西方自己主导的国际援助的意义。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援助提供国近几年在援助预算上的反反复复就是典型的一例。全球公共产品生产的资源供给短缺开始出现。新冠肺炎的全球蔓延更是直接暴露了全球公共治理的严重危机。西方舆论普遍将西方领导人的决策迟缓看作是“放弃领导权”。而相反，无论如何解读中国的行动，中国似乎把握了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责任的时机，因为援助抗疫直接指向人类共同的巨大挑战。

事实上，西方社会大可不必对中国焦虑。以中国开展的大规模国际援助为例，中国的援助不可能代替西方的援助，中国的援助行动更不是为了在国际援助中获取所谓的的领导地位。无论中国的积极进取，还是美国和西方调整，都是国际援助治理体系的重构过程。这个重构过程既符合源于西方的世界主义价值，也符合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而且，从这次国际抗疫实践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凸显了中国的传统思想与西方的传统思想的某种联系，这也将是西方积极看待中国援助的基点。

来源：光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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