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给全人类的健康带来威胁，其影响已经蔓延到社会、经济、政治及文化交流等各个方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面对此形势，国际发展能做什么贡献？新冠疫情又将如何重塑国际发展合作的未来？2020年5月15日，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CIDGA）、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CIDRN）共同在线上组织了一场题为“新冠疫情如何重塑未来国际发展合作”的讲座，来自中国、英国、美国、法国和印度等八位国际发展研究与智库专家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以下为讲座摘要。

李小云：从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历史叙事到全球发展合作共识

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主席，南方智库网络主席。

李小云教授对自辛亥革命革命以来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及全球化过程的互动进行了回顾，指出中国一直是国际发展体系的贡献者。1911年，孙中山先生致信美国各界，并提出支持推动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仅是在帮助中国推翻封建制度，也是在帮助全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1944年，当时的民国政府代表孔祥熙在参加布雷顿森林会议时提出了“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等概念。到了50年代，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以此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如今，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在疫情期间已对全球15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医疗援助。回顾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历史叙事，有助于推动全球对国际合作达成共识。李小云教授认为，疫情之下，浮现在东西方舆情表面的是汹涌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及意识形态偏见的喧嚣，而其背后，则指向人类社会的价值和道路选择问题。长期以来，基于全球化背景下人道主义和发展主义的国际合作共识将会因为新冠疫情导致的传统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之间的矛盾而受到冲击。如何重塑国际合作模式，并达成国际合作共识，将会是疫情之下国际合作面临的重要挑战。

周弘：后疫情时代去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平等合作的挑战与解决方案

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欧洲研究所所长，全国人大外事委员

周弘教授提出后疫情时代去全球化趋势下国际平等合作面临的挑战，并对此提出三点解决方案，即一是目标与目的；二是资源与方法；三是机构与组织。首先，国际发展领域人士需要重新回顾我们实施国际合作的宗旨和目标，并考虑政策制定对于社会和人文的影响，并保证弱势群体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可获取性。其次，国际合作需要发挥各国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并通过跨地区合作，从而达成经济、社会、人文的发展共识。第三，保证必要的机构设置以达成对于社会资源和合理配置和政策建议的双向传达。

毛小菁：新冠疫情大流行背景下国际合作的三点现实问题

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参与了《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中国对外援助国别援助规划》、《促贸援助及中国立场研究》、《中国对外援助全口径统计和汇报系统》等许多商务部重大课题的研究。

毛小菁研究员对新冠疫情大流行及其影响提出了国际合作上的三点现实问题。首先，中国与世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金融发展合作。疫情造成了全球经济下行，并且有可能造成前所未有的大萧条，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融资也会因此受到大幅度影响。疫情蔓延到非洲和拉丁美洲，由此造成全球供应链的断裂，同时引发发展中国家国内供应危机和社会公共危机。各国需要基于世行等国际机构，开展广泛的多边合作，通过延缓欠发达地区的还贷来保证其国内的基本金融稳定。其次，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复苏在全球范围内对国际合作产生负面影响，而疫情更加剧了这一影响。国际合作需要基于全球命运共同体的共识，同时兼顾国家利益。按照目前的趋势，全球领域内多边合作模式将会遭遇大量的国内压力和国际舆论压力。第三，新冠大流行将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产生冲击，并造成可能的粮食危机，这就要求国际合作中注重金融财政资源的再分配和创新，从而保证弱势群体、减贫相关的部门能够获取基本的公共资源。对此，不仅中国需要反思自身参与国际合作的模式和方法，全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重塑自身的发展理念。

Colin Bradford：倡导多边主义的新型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

耶鲁和哥伦比亚双学位经济哲学博士,现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柏林全球解决方案峰会全球问题研究院、中西对话（CWD）共同主席。

Colin Bradford博士认为，全球发展的多极化趋势需要更具代表性和更具有创新性的、倡导多边主义的新型全球秩序和全球治理架构。当前全球疫情爆发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将同时构成社会系统性危机，从而进一步威胁到市场经济和国内治理的合法性。而以人为本的社会政策将成为解决这一危机的重要措施。对于国际治理而言，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引导各国走向可持续发展的长期轨迹至关重要，中美两国需要搁置分歧，制止责备游戏和政治化言论，对国际合作达成共识。

Richard Carey：疫情没有改变国际合作本质，中非需要更广泛的合作

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发展合作司前司长，中国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高级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国际顾问委员会主席

Richard Carey认为，疫情没有也不应该改变现有的巴黎气候协定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坚持的国际合作本质，即便在疫情及其导致的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背景下，世界仍然需要在已有的基础上积极开展更广泛的国际合作。非洲在过去乃至未来30年，其经济版图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到2050年，非洲拥有20亿人口，4个人口超千万的超级大都市，17个一线城市，以及81个人口超百万的城市。过去十年，中国积极开展对非国际合作，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推动非洲发展，这对非洲城市化进程、工业化、农业等产生积极的影响。在对抗新冠疫情方面，中国表示积极通过双边渠道协商解决偿债困难的国家，并协助其应对由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引起的债务危机和社会危机。中国给非洲带去的不仅是国家发展经验和人力资本，而且是非洲发展和国际合作的新动力。今后，中非将通过G20和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James Putzel：新冠可能引发全球性危机，国际科技合作至关重要

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发展学教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国际顾问委员会成员

James Putzel教授对新冠疫情可能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表示了警醒，并提出建议。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对已经处于经济衰退的世界经济彻底拖入全球性的衰退中。新冠疫情导致的债务危机将会对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影响。全球金融震荡会导致大规模的，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失去一部分国际财政支持，已有的多边合作模式极有可能受到巨大冲击。中国积极参与到多边合作并创造新的国际合作概念，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其次，全球化背景下，新冠大流行导致食品、医疗物资价值链依赖，中国应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一带一路”和南南合作扩大全球合作，预防民族主义导致的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割裂与矛盾。第三，国际科技合作需要得到进一步加强，从病毒溯源，到疫苗开发，中国在公共医药卫生的国际合作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尝试，未来应该继续推进全球公共健康系统在全球领域内的建立和推广。

Masood Ahmed：多边合作应成为国际合作主流

全球发展中心总裁。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参与制定《减贫战略文件》方法和《重债穷国债务倡议》

Masood Ahmed指出，新冠大流行可能造成全方位的长期负面影响，尤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信任度的回缩将会成为一个常态。非洲、拉丁美洲和东南亚中低收入国家决策者面临关键政策问题是针对疫情的公共卫生反应。在落后国家，共享公共设施和有效的社交距离是没有很大可行性的，在家工作不是大多数普通劳动力的选择，许多国家无法支付闲散工人的工资。人均收入下降会引起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可以预见，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模型将会发生改变。同时，全球化造成的制造业依赖将会被重塑，全球公共产品供应将会需要重新平衡，而新冠疫情造成的一系列国家安全问题也将对国际发展合作造成深远影响。Masood Ahmed认为，多边合作需要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主流，国际合作的模式和概念需要重塑，在国家安全和国内发展的基础上，更广阔的国际合作必须被实施，同时中低收入国家需要更强有力的支持。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需要积极投入到全球多边合作中去，问题重点并非是否要进行国际合作，而应该是精确识别合作的部门和领域，使多边合作成为更有效率、更具领导性的成果，而不是双边合作的补充角色。

Sachin Chaturvedi：新型发展模式要合作不要竞争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研究院院长，印度储备银行董事会成员

Sachin Chaturvedi首先提出，全球发展模式应兼顾以发展为导向、以人为中心，同时考虑国际标准和可持续性。新发展模式兼顾包容国际合作伙伴国家自身的发展特点和政策类型，从单一追求GDP向多样性包容性发展转变，开创高质量的发展模式。第二，发展中国家自身政策的主体性，新型的发展合作需要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与伙伴国家之间形成资源禀赋共享，同时保持自身经济竞争力。在此过程中，规范透明，强调发展合作的道德责任，将成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宗旨。第三，要合作不要竞争。一是政府与市场之间无竞争，二是政府与民间组织无竞争，三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无竞争。第四要加强多边体系，尤其是联合国的作用。最后他指出，全球资源与信息交换的平台正在经历实际角色的缺位，多边组织需要重构自身组织架构，同时全球多边合作需要囊括多样化的利益相关群体。

在交流环节，参与者针对后疫情时代的联合国加速改革的可能性、传统/新兴捐助者减少发展合作资金的趋势、多边合作平台面临的财务压力、“一带一路”倡议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全球公共物品供应与储备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平衡、私营部门进入国际合作等议题提出问题。对此，李小云教授认为，随着历史发展的推进，尤其是新冠疫情的冲击，国际援助和合作模式必然将会产生变化，全球需要进入一个新的合作阶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需要做出调整和改革。Richard Carey认为，传统捐助国将不再是单一的发展援助资金来源，新兴经济体和多边组织会成为全球发展合作的关键领导新角色。James Putzel提出，“一带一路”等倡议已经形成结构性的叙事，同时对全球多边机构的发展合作产生巨大影响，在全球性危机之下，国际合作尤其需要暂时搁置分歧，集中于资源共享和技术合作，科学技术将是未来全球合作的重要媒介，中国需要积极推动国际合作的机制化和结构化。Masood Ahmed认为，公共部门与私营部门之间的联系将会越发紧密，私营部门的参与将会对全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应与全球价值链创造新的机遇和动力。高收入国家需要承担国际责任，通过精确的合作领域识别和资源禀赋的投资解决全球共同面临的发展问题。Colin Bradford认为，社会价值、社会和谐、公共产品供给与服务国际合作之间的平衡应该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周弘教授认为，社会和谐和共识将会对国家的对外合作政策和模式产生很大的影响，国际合作共识需要通过各国国内本身的共识得以实现。毛小菁研究员认为，国际合作需要以人为本，去政治化，以共识的角度达成南北、南南之间在全球领域内最基本的人文主义。Sachin Chaturvedi认为，发展合作工作者需要重新审视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式和国际合作现状，为重塑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做出贡献。

本讲座由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副教授、中国国际发展研究网络秘书张传红副教授主持。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将联合全球伙伴共同举办系列讲座，针对疫情背景下如何更好的推进国际发展合作进行更多的研讨和交流。本期是“疫情背景下的国际发展合作：机遇与挑战”系列讲座第一期。